朱小蔓:一位深受爱戴的科研领军人
2020-08-22 18:43 作者:fun88乐天堂教育集团 来源:fun88乐天堂教育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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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小蔓,著名教育学家、中国情感教育理论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南京师范大学原副校长、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现改名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所长兼党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原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首任所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2020年8月10日,朱小蔓教授在南京因病逝世。

  2020年,教育界两位最受爱戴的大师逝去,星空中多了两颗璀璨的星,我相信很多人会和我一样的感觉,他们依然在微笑着倾听,温暖地和我们对话,热情地鼓舞陪伴着我们行动。他们生前曾于点滴间播撒了大爱,人们将点点滴滴的深藏于心中。如今,他们走了,人们爱的情感迸发流淌。

  我想正因为从两位逝者身上体验的这爱和美,人们被鼓舞被点燃从而对人生更有热望,也正是在一次次的回望中,美好的传统和得到传承和光大。

  同时,两位先生身后在业界在民间的盛誉当能提醒生者,我们从他们身上可以学习到什么?领导干部领军人物更需要思考,什么是人们心中的好领导好领军。还可以研究的是,他们如何领导岗位?培养发现了他们的人是谁?教育工作者还可以考察他们的成长历以及他们的家庭教育;他们从动荡的年代走来,我们也还可以研究,在同样的时代挑战面前,他们又是以怎样的姿态去搏击去回应去回报他们脚下的这块土地和人民?具体报道见公微。

  认识小蔓老师,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她为人富有而又不失宽厚,具有原则而又乐于助人,给我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是她对教育科研、学术风气和科研管理的思考和践行。

  我曾和小蔓约定,要一起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2002年小蔓在刚刚接任中央教科所所长很短的时间内,就对中国的教育科研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看法,之意和敬业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3年11月8日—10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苏州市人民协办的首届中国教育科学论坛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会议开得非常成功,那是小蔓就任中国最高教育科学研究机构领导人的“首秀”。她对于教育研究的理解,给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认为,最根本的办法在于要用创新的激活教育研究的活力。她呼吁,教育研究必须进一步面向实践。要对教育实践有强烈的性,对教育问题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人文关怀,能够捕捉和抓得住最重要的课题,并通过一定超前性的调查、与分析研究,通过在基层艰苦细致地扎根研究,为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政策以及面上的教育实践提供基础的、基本的、先期的行动依据和指导。她特别要求各级教育科研机构及人员进一步打破教育研究的封闭、割裂的状况,积极发展与社会其他领域、行业的互动,积极发展与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及其他学科的互动,学习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视角、概念与方法,不断开发和拓展新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整合运用到教育研究中来。要善于借鉴和吸纳中外历史上的教育思想与经验,借鉴和吸纳当今的教育经验。特别是要重视与教育实践第一线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结成伙伴式的合作研究关系,在研究中相互学习、共同成长。

  她在会议的致辞中反对为研究而研究。她主张,对基于扎实研究的科研和产品,包括教育政策、教育思想和教育规律性的教育科学,应当充分发挥其作用。要积极地通过行之有效的方式宣传先进的教育思想,新的教育知识,改变那种将束之高阁、教育研究效益低下的现象。在这里的创新,应当体现在关于对研究作深度的开发,努力改变教育理论、教育知识在表达方式上的枯燥、晦涩、空玄、单一和模式化,探索用明晰、晓畅、活泼、文体与风格多样化的方式,满足社会不同人群对教育思想与教育知识的不同需要。

  她地认识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在体制和机制上存在不少弊端,必须通过深化,使教育科研机构焕发生机。她指出,现行的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少教育研究机构功能定位不尽准确和突出;其职能、建制、编制、投资体制缺乏合理依据;研究资源分散而缺乏整合;运作机制缺乏、透明、竞争与灵活多样;研究人员与教学工作脱节,缺乏知识和更新的刺激与动力;科研的评价与激励缺乏有效而健康的方式及其导向等等。我们一定要将教育科研创新作为与发展的目标,打破过于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克服“等、靠、要”的陈旧心理,积极推进项目式、课题式的管理,加强跨部门、跨学科的联合,加强教科研院所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形成集团的优势和科研合作的共同体。

  参加会议的中央教科所的朋友告诉我,小蔓虽然到任时间不长,但她非常善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在她的眼里,每个人都有巨大的能量。所以,中央教科所的学术委员会,她破例自己不做,而是发动大家选举。结果,程方平和英两位,为她分担了不少学术管理的事务。其实,中央教科所的最重要的工作,不就是学术吗?朱小蔓把最重要的给了专家,她也真正地了,可以集中精力考虑长远的发展问题。她的作风和高屋建瓴,在短时间内,就给中央教科所的同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就小蔓在中央教科所的,有学界友人曾致信我,其中谈到:“总是的,但是只有才是唯一的出。小蔓,绿色的青蔓也。但愿她的如同苦丁茶,先苦后甜。”

  与小蔓近30年的交往,对我来说是一个不断向她学习的过程,是一个不断从她身上汲取力量的过程。斯人已去,但是她的情谊,永在。(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

  我认识朱教授,还是2002年她从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调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所长兼党委,直到2007年,朱教授在主持中央教科所全面工作期间,兼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因此,在国家社科基金及教育部重大(重点)教育科研课题的一年一度立项过程中,我经常参加她主持的评审会。朱教授平时待人就非常诚恳热情,在会上无论是讨论还是,她总是张弛有度地把握着会议的重点和节奏,在自己擅长的研究领域,她不吝提出中肯的评价观点,而在其他研究领域,她重视听取于归纳与会专家意见。许多友人都认为,朱教授从高等学府到科研机构始终践行的严谨治学、一以贯之的学者风范,非常令人敬佩。

  学分各类、术有专攻。我长期从事宏观教育政策研究,与朱教授耕耘的教育领域没有多少研究交集,但10多年前我和朱教授在宏观教育领域有过一次密切合作。朱教授2004年率中央教科所团队,与俄罗斯教育科学院开展“20-21世纪之交教育比较”合作项目,因涉及研究领域较宽,邀请部分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参与。我牵头承担的专题主要聚焦以来特别是世纪之交的中国教育历程。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朱教授和俄方专家都以高度负责的态度组织研究,由于中方教育话语体系还需取得俄方理解,所以在中文报告斟酌修改方面花的工夫很大。历时两年,朱教授和俄方专家鲍列夫斯卡娅、鲍利辛柯夫共同主编的《20-21世纪之交教育比较》专著,分别以文出版,为增进教育界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合作,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

  回顾20世纪80年代末到前十年,我所在的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曾承担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有关农村教育的在华合作研究项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1994年在成立后若干年,我和国际组织专家组去该中心考察,觉得项目实效不足,潜力有待挖掘。2007年朱教授从中央教科所退下来后,按教育部安排到该中心任主任,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新局面。经教育部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商,2008年将该中心主体迁至师范大学,同时留用中心,这里,应有朱教授汇聚专家意见、主动建言的贡献。记得在一次会上,我们还就共同拓展国际合作项目作了初步商议,但因我长期被抽调脱产起草党和国家文件,后来这一意向未能具体推进,算是一个遗憾吧!不过,在朱教授主持指导下建设的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业已形成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系统平台,也很值得欣慰。

  朱教授离开我们了,回想起她那平易近人的音容笑貌,总是倍感亲切,仿佛就在昨天……(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

  我在原教科所工作整整30年,经历过7-8位所长的治所过程,她是我从内心最为感激和的领导。这不仅是因为在她领导下,教科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度,在中外教育界产生了巨大辉煌的影响;还在于她本人具有的人格魅力、真诚态度、大爱情怀和拼搏。在朱所长来所之前,我和她从未谋面,在学术上也几乎没有交往,只有认识她的朋友对我说,朱小蔓人很好、有学养,是个懂学术并懂得尊重人的领导。后来在与朱所长共事的数年中,这一简单而又有分量的评价,被充分。

  作为教育部直属的权威教育研究机构的掌舵人,朱小蔓所长不仅有务实远大的教育志向,有厚德载物的心胸,也有扎扎实实的建设步骤,更有鞠躬尽瘁的拼命,并能以此团结所有科研人员和科研辅助人员为着共同的目标持续奋进。令我感受最深的,不是因为在她的领导下我曾受到信任,有了更多为科研作贡献的机会,而是她对单位里所有人的尊重、信任和爱护,这的确是当下科研领导者最难得的品质。我和她平时见面不多,但经常看到她在耐心地和普通科研人员、后勤人员交流,倾听他们的意见和;也经常会看到她毫无倦意地带病工作,鼓励大家勇于探索和创新,并对某些不尽如人意的尝试主动承担责任。这些看似普通平常的事情,总使我内心深深地。正因为如此,当时在她的引领下,全所的各个部门都能充分挖掘潜力、焕发主观能动性,科研和学术影响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佳境。我后来体会到,朱所长对于教育事业的热爱,不仅是的,也是倾情的。是使然,而倾情是超越,且有无限内在动力的。在她领导下,全所风气很快有了巨大改善,不仅规章制度健全,科研文化和谐,全所上下基本形成了人们心向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状态。当时,教科所平均一天半就有一次学术活动,首次建立了访问学者和博士后工作站制度,与全国各省教科所的合作共赢模式,先后与OECD、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世界银行、俄罗斯教科院、欧美日权威教研机构、世界知名大学教育学院等建立合作交流机制,联合举办论坛,中外知名教育学者和人文社会研究大家常来所里交流,学术培训和出版也十分繁荣,教科所在教育研究中的地位、水平和广泛影响等都令同行钦羡悦服。在她领导下工作,你会有“公而忘私”的冲动,想和她一样去拼搏和奉献。

  她使久违的风清气正又回到学界。在她离开教科所以后,人们还时常会怀念她的“时代”。(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原中央教科所研究员)

  十年前我所在的朝阳区新源西里小学编写了一本关于特殊儿童在普通学校中接受融合教育的书,春兰主编请小蔓先生作序。一所小学的基层教师总结出的关于的近乎白描的实践经验,先生不仅看书作序,还到学校走走看看,就融合教育的发展与我们相谈甚欢。自此得知先生“在九十年代初,就学校和同事接纳和培养过有残疾的博士研究生”。先生虽未提及对融合教育的推动,却展现了对每一个生命负责的担当。

  2011年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人民政协报“教育之春”沙龙邀请全国政协委员、教育专家等举行“从普特分离到融合教育再到个性化发展支持——新源西里小学探索总结报告会”,先生如约而来,她说:“不要小瞧了一所学校的探索,这是从不理想的现实理想的具体案例、模式和典型,体现了事物向理想方向的运动,体现一种可能性。因为展现了可能性,就能鼓舞很多的人去理想,去战胜现实中的困难。”先生的评说时至今日如在耳边。每每遇到挫折,想起;偶尔小有成就,想起。如先生一样,接受不理想,对理想充满希望,并不断地为了接近理想而努力,从不停歇。(作者系市特殊教育研究指导中心副研究员,市朝阳区新源西里小学原副校长)

  下班已经多时,夕阳慢慢地掉进了京西的群山里。导师朱小蔓先生和我们几位学生坐在中央教科所隔壁的一家咖啡馆里继续聊着教育问题。她戴一条蓝绿相间的围巾,略带倦意的脸庞在那抹夕阳余晖里依然神采奕奕,滔滔不绝地谈论着教育哲学的演进和现象学的突起,让我们神往在教育哲学的大地上,跟随导师的思绪行走……这是关于朱小蔓教授2007年深秋给我们讲课的一个剪影,至今仍如在眼前。

  在中央教科所所长兼党委任职期间,实际上朱老师是十分忙碌的。但是不论管理、研究和会议多么拥挤、繁忙,她对学生的教学和指导并不减少或糊弄一点点。她在忙碌中却闪耀着一种独特的美,这种美,是一种人格的纯粹之美。

  有一年的秋天,为纪念伟大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诞辰90周年,我们几位校长组成了中国教师代表团跟随朱小蔓先生前往乌克兰访问。在乌克兰国家纪念大会上,她代表中国教育者发表了,那磁性的声音,奕奕的神态,美好的形象,感染了整个会场。

  记得还有一年,苏霍姆林斯基研讨会在我当时山东的学校召开,我邀请了朱老师出席会议并发言。她当时已经离开了央所转任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事务也很多、很忙,但有学生的邀请,加上苏霍姆林斯基的女儿卡娅前来,忙完一天工作的她搭乘了飞青岛的最后一个航班,夜间10点才到达。不巧的是,由于上大雾弥漫,汽车只好以20码的速度行驶,到宾馆时天都快亮了。我非常担心老师的身体和精力,毕竟已是60多岁的人了。稍作休息,洗把脸,8点会议开始,没有想到,第一位的朱老师站到了台前,依然是神采奕奕、满满,镇住了整个会场。

  每年春节前,我都要到朱老师家里探望她和他的爱人吴老师。最近一次去探望她时,朱老师已经动过两次大手术了,身体非常虚弱,但聊起教育,她依然是神采奕奕、满满。有一次,我们谈到了生命这个话题。朱老师说:“在有限的生命里,做无限的事情,这才是正确的人生态度。”吴老师对我说,“一天,听到你们朱老师在洗手间里大叫一声,把我吓了一跳,以为出了什么事。等我推开门一看,原来是她在读书,看到了精彩之处!”的确如此,拖着术后的虚弱,朱老师依然不断地读书、写作和教学。

  而今,那个最纯粹的人永远离我们远去了……(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附属玉泉小学校长、朱小蔓教授访问学者。)

  8月10日下午,我应邀在淮安和中小学校长们分享“扎根乡土40年的行知教育实验”,令人惊愕的消息传来:朱小蔓会长离开了!我取消了原定行程,第二天一大早赶回南京。站在的灵堂前,泪如泉涌!脑海中一幕幕地回顾闪现出听老师讲课的镜头,特别是老师微笑着专注地听我汇报学习、工作、生活的那些美好时光。多么令人怀念啊!

  2019年6月27日,我和另一位业界专家一起看望朱老师,我们如约而至,老师显得憔悴、虚弱,却依然还是那么优雅、乐观。席间,我们谈及新时代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话题,老师依然坚定、热忱地鼓励我在行知教育实验上继续探索。临别时,朱老师提议请她的先生吴老师为我们拍张合照,没想到,这张照片却是我和朱老师最后的一张合影。

  8月11日,我一边协助处理后事,一边在“南京行知苑”微信号上编发了2008年3月26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刊发的整版报道《中国教育专家:世界级学校须同时重视育才和育人》。记得当年1月,南京行知小学和新加坡南洋小学等联合举办第四届行知教育三国论坛,主题为“迈向世界级学校”。我曾陪同朱老师出席论坛。朱老师的精彩引起热烈反响,为行知教育世界开了个头彩!

  8月11日晚上,南京交加,大雨滂沱,朱老师家附近的一区域居然停了几个小时的电。这样也好,我们在烛光下守着朱老师的灵堂,深深地缅怀,静静地送别,任由泪水肆意地流淌……(作者系南京市浦口区行知小学总校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小蔓教授访问学者。)

  认识小蔓老师那年也是8月,大概12年前。那会儿她刚刚卸任中央教科所所长、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主任不久。采访当天,她早早拿出一份提前打印好的采访提纲,密密麻麻写满了字迹,显然是作了认真的准备。她是一个优秀的讲者,条分缕析,逻辑性极强,由于学文学出身又致力于“情感教育”研究,语言极富美感;说到动情处,眼里会闪光,表情也丰富起来。记得当时我问她,一直以来,她的行政职务在不断变化,那么多的学术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她告诉我,“30多年来专业工作全是靠晚上时间抠出来的。我做了一辈子的行政,但希望自己没有丢失学者本色。”接任中央教科所所长一职时,小蔓老师已经55岁了,在中央教科所主政了6年,并了一系列学术的。而在此期间,她依然不断地在输出学术思想。

  小蔓老师曾是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她认为宏观的教育规划、教育发展当然很重要,但影响人的、情感、的微观教育活动,学校依然还是重镇,也因此,她很注重田野调查。2009年暑期,她和同事历时11天,跨越5省7县市,走访12所学校,调研了当时农村教育的情况。我曾有幸借采访机会,聆听了小蔓老师关于农村教育实践的发现和思考。她走访南京浦口行知小学等学校后,发现一些农村学校虽然升学率不高,但孩子们却很自信。她说,“农村学校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文化基础、生源和师源情况,走出自己的特色之。”

  小蔓老师尤为关注基层教师的生命状态。采访中,她曾多次提及,我国有几百万小学教师,教师工作的意义、价值在哪里?他们的状态如何?这是最近几年摆脱物质贫困之后可能成为一个更急需关注的严肃问题。不仅追问,她也在实践中寻找答案。在2009年那次农村之旅中,她发现,尽管农村学校物质条件较差,但是教师的面貌却很好。在与山东日照三庄镇中心小学教师座谈中,小蔓老师了解到当时全面推行的“新课改”已经在他们中间产生了影响,这让小蔓老师非常兴奋。

  小蔓老师走了,但她对教育的和热爱会继续传递。(作者系人民政协网副总编辑,曾是人民政协报教育周刊编辑、记者)

  在我看来,小蔓老师的温暖和力量不仅仅在于她的社会情怀、前瞻眼光和清晰的方向感,还在于她能够朝向明亮那方,凝聚鼓舞周围人建设性地一起行动。呈现出一位好的教育科研领军人所必需的特质。

  2003年1月,人民政协报教育周刊初创时我走进中央教科所采访,彼时小蔓刚到中央教科所任所长不久,也正中央教科所的,清晰记得在一番关于中央教科所的采访之后,她充满地邀请,“春兰,我们一起来一次教育科研化的行动研究吧。”那时中央教科所正在探索成立学术委员会,回想起来,小蔓老师在那时已经在着力推进科研院所的现代治理了。而这次中,小蔓老师推出的学术委员会主任程方平教授也成了我于同年8月创立的教育之春沙龙首届学术委员会。

  2011年,小蔓老师应我之邀参与了周刊刚刚启动的教育之春“感受变革-走近地方-走进学校”沙龙系列,来到探索以普特儿童融合教育见长的市朝阳区原新源西里小学,在现场,小蔓老师即兴发表了点评。

  今天再回首这番讲话,她对教育的部分主张非常浓缩地得到了表达,比如她如何看待理想和现实的距离,她对师生的深情和对朝向理想的建设性的行动的。几近十年之后的今天,这番讲话仍然能够对我们产生激励意义。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小蔓老师热情接受了我的邀请,担任教育之春沙龙的学术顾问,并一直关注支持着教育周刊的发展。